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5篇】

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称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分为正式党员和预备（候补）党员。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入党条件和程序，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的文章5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和确立，离不开对管党治党理念及实践的历史继承，体现了管党治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下的时代要求。探究“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溯源，把握贯穿治党思想中的历史联系，结合当代需要，准确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时代意义，进而把握蕴含其中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革命时期的治党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曾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成立和发展的，其治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现实观念的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时期的治党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首先，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对管党治党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要“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对党员严格要求“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中共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制定了具体的党员纪律处分规定，细化了政党治理的具体规则；党的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政党治理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次，在党的领导人的论述中进一步细化管党治党的思想内容。针对党内出现的负面问题，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指导开展多次整风整党运动，加强党的教育，严肃党的纪律，明确了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多方位推进政党治理的思路。以内部治理为基本模式，以思想组织作风多方位治理为基本内容，以严格治理为核心要求的政党治理文化基本形成。这种治党文化确保了党在革命时期完成了特定历史使命，实现了革命胜利，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党思想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执政思维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执政条件下管党治党，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在对“内部治理、多位治理和严格治理”基本经验的遵循下，管党治党实践不断推进。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共中央就宣布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专门负责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检查和对违纪党员进行处理；上世纪50年代，在全党范围内开始进行整风运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直击党内存在的现实问题，肃清党内负面问题，积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党的八大开始从加强思想建设、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明确提出要求。但这一时期的治党思想出现了革命思维和执政思维交织的特征，治党实践更多是革命思维指导下“运动式”的而非制度化的。在历史的曲折中，执政党逐步认识到，革命思维主导下的治党思想并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现实需要。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新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第一部具体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内法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指导和规范执政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过去政治运动式的整党模式逐渐转变为重视制度治党、要求党纪和法制相衔接的模式。在对政党治理规律逐步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治党思想完成了对执政思维的确认，与执政党角色实现了契合。

　　三、社会主义发展中提出的“从严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框架性共识

　　随着社会主义的纵深发展，在对国家发展和社会改革需要的准确认识中，对国内政治形势及同时期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局势动荡的深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从严治党”原则，建立起管党治党的框架性共识。

　　首先，“从严治党”共识有效达成。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思想，将“从严治党”明确为政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新命题，拓展了管党治党的重大意义。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党的十五大明确要求：“将党的治理贯穿于党所涉及的各项建设工作当中去，使现阶段党内所具有的纪律不明、管理松散等问题得到彻底的改变”，并通过文本的形式更加清晰、更加明确地对“从严治党”思想加以阐述。这一时期治党思想的发展，不仅源于国家发展和社会改革的需要，也源于对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同时期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局势动荡的历史教训的深刻研究，党内形成了对“从严治党”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普遍共识。

　　其次，管党治党“制度化”稳态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通过修订党章，在“从严治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对执政党的能力建设作出决定，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通过总结执政经验，明确政党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总要求，而贯彻“科学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一时期如《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等诸多党内法规得以出台，管党治党逐渐具备制度化、系统化、稳态化的特征，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

　　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实现了新时代治党思想“质”的提升

　　一个时代的需求往往最先以问题发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从严治党”是针对彼时党内存在的问题,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也是针对新形势下的党内问题而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更是坚持问题导向下的精准判断。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并将其写入党章，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逐步确立起清晰目标、统领原则、完整内涵、关键环节和明确路径，以其战略定位、系统布局、突出特征和治党模式，实现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思想的“质”的提升。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确立起社会主义重大战略的定位。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使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思想和实践完成了从战术到战略的转变。党认识到了长期执政所需要的，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幸福需要，同时必须强化政党治理的效能，以及时纠正偏差，不断革除弊病。这是内外两个方面，但须臾不能割裂，对于执政和发展而言，一定程度上政党治理这样的内部措施甚至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党形成的关键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被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战略的地位，这既是自我革命之政治勇气的彰显，也是对政党治理之战略定位的肯定。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融入了政党执政的整体系统。党的十八大后，政党执政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特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不再囿于政党自我建设的范畴，而是从修复、创造、保障三个维度被纳入政党执政的整体系统。具体来说，就是为直面解决党内问题指明根本出路以发挥“修复”的功能，也为政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多重考验和解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多种危险提供指导以发挥“创造”的功能，最终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建立起内在深刻联系，成为协调推进政党执政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以发挥“保障”的功能，从本质上适应了新时代政党执政的复杂要求，也顺应了党和国家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步伐。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明确了政党治理的核心要义。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党内陆续出台或修订《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数十余部，党内法规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显著提升，涵盖了党的领导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机关运行、党的政治生活、党员行为准则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这一党的根本大法，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法理依据和制度基础。制度化路径成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政党治理明确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这种“制度治党”的典型特征，抓住了政党治理的关键所在，体现了政党治理的核心要义。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治党模式。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所蕴含的治党模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精准的概括和总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根本目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完整内涵，“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明确路径，“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须臾不能放松的关键环节。这是一种对管党治党模式的全新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建设之重点内容、内在逻辑、系统构建的时代考量。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贯穿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和政党建设的历史思维，集中了政党治理的关键经验和对规律洞见的准确把握。在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新时代的政党建设必然是强有力和富有成效的，将不断契合时代要求，为管党治党不断纵深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篇: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

　　九十多年来，“红船精神”不仅作为一种革命精神，而且作为党的价值思想的体现，从人们内心的精神层面起着重要的价值引导作用，使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宝贵的当代价值。

　　“红船精神”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

　　首创精神蕴含着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开创新社会的价值目标。“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就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首开马克思主义之先河，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这体现了一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价值目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信仰。奋斗精神蕴含着党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自信的价值信念。早期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价值信念。可以说，“坚定理想与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来源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识，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信不移，来源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自信，体现了党的价值信念。奉献精神蕴含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价值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的历史起点和生命要素，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体现了党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红船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红船精神”凝聚了党的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先进性之源。“红船精神”是与中国共产党相伴相生的，在整个建党时期发挥了精神凝聚作用，推进了建党伟业。它是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精神动力，其内核就是党的价值目标、价值信念与追求，是党的先进性之源。“红船精神”引领了新的时代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虽然党领导下的革命精神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是一个整体，各种精神之间具有同质性。其中“红船精神”从时间来说最早，它以一种先进的政治思潮发端，逐渐演进为我党的精神文化，促进了早期党的建设；它从内涵来说，是党诞生时期价值目标的体现，引领了新的时代精神，从此中国革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它是中国革命精神之开篇和源头。“红船精神”体现了先进的价值导向，是我党的软实力之基。“红船精神”带来了一系列先进的价值观念，改变与超越了旧的价值观。它倡导人民平等自由、社会民主公正、国家独立强盛的价值追求，并以这种先进的价值导向，汇聚起党的软实力。所以“红船精神”又是党的软实力之基。

　　“红船精神”具有巨大的当代价值

　　首先，具有理想信念价值，为确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红船精神”与中国梦在理想信念与价值目标上完全一致，中国梦既是时代梦也是百年梦，是“红船精神”蕴含的理想信念的延续。“红船精神”蕴含的理想信念是中国梦的精神本源，以“红船精神”来影响与引领群众的精神世界，能帮助群众看清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和美好未来，激发革命精神、坚定共同理想。

　　其次，具有共识凝聚价值，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驱动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船精神”具有内涵一致性、精神延续性：它们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同质同源；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同宗同根；它们具有共同的道德情操与价值标准，就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并实现个人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由于它们具有极大的同一性与连续性，所以“红船精神”能天然地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精神本源和实践支撑。

　　第三，具有先进文化价值，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构筑先进文化根基。文化是一种价值现象，“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起着社会导向作用。它具有开创性、科学性、民族性等先进文化的特性，回答了当下应“追求什么、坚持什么、摒弃什么”的问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构筑了先进文化根基。

第三篇: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  

　　本期“学‘四史’守初心——党史篇”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为时间轴，记录了这99年来的光辉岁月。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派出13名代表，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纲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二、二大制定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1922年7月，二大在上海举行。最低纲领为：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三、党的三大  

　　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三大，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做了准备。  

　　四、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北伐，直接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五、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领导下，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六、“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选出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中国革命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七、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湘鄂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0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八、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湘赣两省交界的井冈山。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九、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28～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在军队建设方面，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等;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等。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红军长征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十一、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十二、“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学生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十三、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十四、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借口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二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开展了全国性抗战。  

　　十五、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对日军的进攻，达到105个团、20万余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振奋了全国民心。  

　　十六、党的七大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七大在延安举行。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十七、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十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  

　　十九、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度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十、党的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八大在北京召开。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是一次解放思想、民主开放的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二十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我国改革开放由此拉开了序幕。党和人民踏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二十二、党的十二大  

　　1982年9月1～11日，十二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大会制定了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二十三、党的十三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十三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的突出贡献，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二十四、党的十四大  

　　1992年10月12～18日，十四大在北京举行。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二十五、党的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十五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二十六、党的十六大  

　　2002年11月8～14日，十六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入党章，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1月15日，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二十七、党的十七大  

　　2007年10月15～21日，十七大在北京召开。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是党的十七大的重大理论贡献。11月22日,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二十八、党的十八大  

　　2012年11月8～14日，十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确定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二十九、党的十九大  

　　2017年10月18～24日，十九大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三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四篇: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

　　红船精神即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具体表现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是党的革命精神之源，党的先进性之源。首创精神是灵魂，动力之源，奋斗精神是支柱，胜利之本，奉献精神是本质，政徳之基。
　　意义：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思想动力;红船精神是鼓舞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红船精神是鞭策我们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强大道德力量。
　　红船精神的由来和意义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
　　7月30日晚，(一个法租界的侦探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匆退出。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结果扑了空。)
　　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8月2日上午，“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作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丝网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因为在嘉兴的游船诞生了党，党是社会主义，红色是代表色，故游船即获雅号——红船，红船所体现的革命先辈精神即红船精神意义则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红船精神的精神内涵
　　一条小船，诞生一个大党，“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起，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极其丰富和博大精深的内涵。
　　革命和建设没有现成路可走，没有现成模式可循，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开辟新路就需要有“敢为人先”的气魄和胆识，需要有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
　　在中国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但不管是农民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了。
　　以此为起点，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定的信念。坚定的理想、执着的信念是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在共产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反动势力视之为洪水猛兽。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又遭到敌人暗探的袭扰。
　　但先进的中国人坚持理想信念，顺利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之后，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为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

第五篇: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

　　15年前，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阐述了“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和革命精神之源。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湖革命纪念馆深情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2020年，承载民族复兴梦想的“红船”驶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尤为需要弘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体现了中共领航、依水行舟的中流砥柱形象，激励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维护领导核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近代以来，中国外有列强瓜分，内部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界定为“群众党”，而且在行动上成为“先锋队”，开启了领导干部大规模深度联系群众之先河，实现了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的完美结合。正是中国共产党挽狂澜于既倒，“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是“红船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图案“镰刀+锤头”的源头所在。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现代化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的过程蕴藏社会风险，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保障社会平衡。正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离开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只能是空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这一角色定位要求我们深刻把握党的领导的本质内涵和“最大优势”的发挥途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这一重要论述启发我们，要善于通过民主集中制把人民意志凝聚为党的意志，并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在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实现党的领导。
　　“红船精神”展现了我们党坚定航向、风雨同舟的自信豪迈形象，激励我们勇立潮头与顺应潮流相统一，走适合自己并造福人类的路。红船起航前，共产国际一开始没有选择中国共产党，但是建党先驱在没有雄厚财力、庞大人力和强大权力的情况下，使命高于生命，献策甚至献身，以赤子之心建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红船起航让古老的文明重焕生机，为中华文明开辟自新之道，探索出从苦难到辉煌的胜利之路。这种后来居上、后发先至的起航特点，成为中国后发现代化和赶超战略的文化源头。
　　道路决定命运，旗帜就是方向。中国的现代化顺应了世界潮流，但不是照着西方国家的路子走一遍，而是走符合国情并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道路。在“赶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征途中，既勇立改革创新的潮头，又顺应全球开放的潮流;既要技术原始创新，又要制度集成创新，还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通过人的现代化推进治理现代化。党的红船是“中国复兴号”巨轮，也是人类命运与共的“诺亚方舟”。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根本在文明强大，具有家国情怀和世界情怀，让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让世界更加和平、和谐、合作，永不改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
　　“红船精神”体现了乘风破浪、防范覆舟的砥砺奋进形象，激励我们自信与自省相统一，增强忧患意识，勇于自我革命。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留下了“生于忧患”的文化印记。一个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走向怎样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如何不忘初心。据中央组织部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改革开放以后入党的党员占全党的81.9%，“80后、90后”党员已超过总数的1/3。党员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凸显，党员队伍的代际更迭迫切需要鉴往知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唯有知其始，方可善其终。走得越远，越要抓住不变的东西，建党精神不消退，红船初心不泯灭。“四个自信”和“两个务必”相结合，永不褪色，才能让我们党永远年轻。
　　践行建党初心，担负伟大使命，党的红船会继续劈波斩浪。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是【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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